美国人总是批评中国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，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·德隆认为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他指出，二战以来，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呈现持续大幅的下滑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调，而中国因素只占很小的一部分。

德隆教授曾在克林顿总统时期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副助理，参与了大量的预算制定和贸易谈判。以下是他刊登在Project-Syndicate的文章《美国制造业的工作都去了哪里？》：

从1979年到1999年的二十年里，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00万下降到1700万，接下来的十年中，即1999年至2009年里，这个数字骤降至1200万。这种大幅下跌让人觉得：美国经济在本世纪初突然停止运作了，至少对蓝领工人来说是如此。

但是，这并不是说制造业在1999年以前完全没有问题。其实，在之前的几十年里，制造业的工作也在不断消失，只不过一个地区或者行业损失的工作岗位——在绝对数量上——被其他地区或行业的新工作岗位所替代了。

就拿我祖父威廉·沃尔科特·洛德（William Walcott Lord）的职业生涯来说吧。他于二十世纪早期出生在新英格兰，1933年，他在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经营的洛德兄弟鞋业公司濒临破产。所以，他把生意转移到了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缅因州南帕里斯。

这样一来，布罗克顿的工人就失业了，那一时期，新英格兰南部地区薪水较高的蓝领工作岗位大面积的消失。但是，从总体统计数据来看，他们的不幸却是南帕里斯农村工人的幸运，后者不用再辛辛苦苦地干农活勉强糊口，转而获得一份在制鞋厂的相对稳定的工作。

南帕里斯工人的好运持续了14年。二战后，洛德兄弟担心萧条卷土重来，所以他们清算了企业，并进行了财产分割。三兄弟中的一个搬到缅因州的约克，另一个搬到了波士顿，我的祖父则去了佛罗里达州的莱克兰。莱克兰在坦帕湾和奥兰多之间，在那里他投资了房地产，主要是非住宅项目建设。

同样，总体统计数据并没有变化太多。虽然制造靴子和鞋子的岗位减少了，但因为有了威尔曼·洛德建筑公司在佛罗里达的磷酸盐加工厂和其他工厂，从事化工品生产、房屋建造或工程承包的岗位就多了。从国内就业来说，道理就和当年洛德兄弟鞋业公司从布罗克搬到南帕里斯一样。工人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和培训水平是一样的。

因此，在战后的稳定时期，制造业（和建筑业）的工作岗位上从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转移到南部阳光地带。那个时候，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人所面临的失业痛苦，并不亚于现在的失业工人。

本世纪初，美国蓝领岗位还是在此消彼长。2006年以前，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，但建筑业工作岗位增加；2006年和2007年间，从事商业投资和出口相关的蓝领岗位增加，弥补了住宅建设类工作减少所带来的影响。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，这种此消彼长慢慢不见了，蓝领岗位开始消失了。

因为有此消彼长的影响，如果要更准确地看待这个问题，应该考察蓝领工作在总的就业中占多少比例，而不是仅仅看某一特定时期制造业工人的绝对数量。事实上，从二战到现在，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一直呈现大幅、长期的下滑。人们总是认为，美国制造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相当稳定的，直到中国崛起才突然崩溃了，但这并不是事实。

1943年，由于当时对炸弹和坦克存在旺盛需求，美国有38%的非农劳动力在从事制造业工作。战后，制造业占非农劳动力的比例约为30%。

如果美国像德国或日本那样在战后成为工业大国，技术创新理应使得这个比例从30%下降到12%左右。然而，这个比例在美国已经下降到了8.6%。这在很大程度上（下降到9.2%）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失调导致的，从罗纳德·里根总统开始，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储蓄赤字的国家，而不是储蓄盈余的国家。

作为一个富裕国家，美国理应为世界各地的工业化发展提供资金，使新兴国家能够承接美国的制造业出口。然而事实是，美国承担了过多非生产性角色，成为世界洗钱者、政治风险担保者和最终兑款人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其拥有大量的美元资产意味着它们永远不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求援。

制造业就业比例从9.2%下降到8.6%，是由于贸易形式的改变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。不同于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所言，其实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制造业的萧条几乎没有关系。事实上，正是由于特朗普所谓的“糟糕的贸易协议”，美国经济的其他产业部门才获得巨大的利益；正是因为这些部门的增长，制造业的就业比例才仅仅下降了0.1%。

这个时代充斥着各种虚假消息和误导性的花边新闻，任何一个关心国家未来命运的人都必须得到正确的数字，并将正确的数字运用到公共领域中去。就像共和党第一任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在《分裂之家》演讲中提到的，“只有先知道我们身在何处以及去往哪里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判断做什么以及怎么做。”

（翻译|刘雨诗）

来源：界面新闻